隐藏功名三十年 只为国家造重器
  黄旭华的“深潜”人生
  “现在,很多人称我为‘中国核潜艇之父’,我不敢接受。其实,我只是我国核潜艇研制队伍中的一员,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今年11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获评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的黄旭华,被习近平总书记邀请到身边就坐拍照,还以93岁高龄登上演讲台代表获奖者发言。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中,他的脸上依旧是那标志性的微笑,儒雅、质朴、谦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惊涛骇浪般的人生。
  黄旭华是我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作为中国涉密级别最高的人员之一,从他1958年进入核潜艇研制团队,到1987年以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身份解密,这30年“隐姓埋名”的岁月,给了他的人生别样的色彩。
  仅用十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核潜艇是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也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刚从战争的硝烟中站起来,面对掌握核垄断技术的美苏的傲慢和压力,毛泽东主席痛下决心:“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8年,我国独立自主研制核潜艇的“09”工程立项。黄旭华曾有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经验、具有出色的专业能力,他被秘密召集至北京,参与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论证与设计工作。一个月,来自各地的年轻技术人员汇聚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开始了一次从无到有的挑战。
  当时参与研制核潜艇的成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大家甚至连核潜艇是什么模样都没见过。更何况,对任何国家来说关于核潜艇的技术都是核心机密,想拿到任何现成技术资料都是不可能的。
  “开始大家都以为把核反应堆安到常规潜艇上就是核潜艇,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办?大家就从国外的报刊杂志里找相关资料,用大海捞针的方式拼出了美国核潜艇的总体布局,但拼出来的设计图靠不靠谱谁也不敢肯定。”黄旭华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得到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玩具模型,大家如获至宝,拆解分装了一次又一次,结果发现跟之前推演出的设计图基本一致,都高兴坏了。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是“水滴型”,它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在核潜艇的研制中,美国谨慎地分成三步走,而时任总设计师的黄旭华却大胆提出“三步并作一步走”,带领同事向难度很大却最科学的水滴型艇体发起了冲击。
  “核潜艇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太重容易下沉,太轻潜不下去,重心斜了容易侧翻,必须精确计算。”黄旭华至今珍藏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当时没有手摇计算机,核潜艇的大量核心数据都靠算盘和计算尺,“我们分两组算同一数据,如果两组算出来数据相同则没问题,如果不同就要重新来过,直到数据相同为止”。
  潜艇的重心和重量直接关系到它的不沉性,所以要求特别苛刻,大家就想了个“土办法”――在船台入口处摆个磅秤,不管什么东西拿进船台都要过称并记录在案,施工过程中有任何东西拿出船台也要称一称。几年来天天如此。“斤斤计较”的结果是,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毫无二致。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当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强国梦、强军梦的庞然大物从水中浮起时,黄旭华热泪长流。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中国人仅用10年就研制出了国外几十年才研制出的核潜艇,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最让黄旭华自豪的是:“我们的核潜艇没有一件设备、仪表、原料来自国外,艇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国产。”
  无论什么时候,落后就要挨打
  黄旭华1924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田�镇,他原本的志向是和父母一样学医。1944年夏,他徒步走了几天的山路赶往已经搬迁到重庆的学校,一路都有日军战机轰炸,有时要在山洞里躲整整一天……“当时我心里就很愤怒,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我不学医了,我要去学航空、学造军舰。”后来,黄旭华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
  当时正是中国历经剧变的多事之秋,上海交通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严谨的学术精神让黄旭华夯实了坚固的技术根基和创新思维。通过4年的学习与锤炼,黄旭华不仅成长为一个掌握现代造船理论与技术的专业人才,而且在1949年春天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坎坷的求学经历坚定了黄旭华科技报国的决心:无论什么时候,落后就要挨打,强国才是硬道理。
  从34岁到63岁,黄旭华与老家亲人神秘“失联”30年。父亲去世,他没有回家;二哥去世,他也没有回家。他在做的工作,家乡亲人多次写信询问都得不到答案,直到1987年,93岁的老母亲看了上海一家杂志上关于“黄总设计师”的报道《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才终于明白,自己的儿子在为国家造核潜艇。
  “我是总师,我要对核潜艇负责……”
  1988年4月,64岁的黄旭华身穿工作服在核潜艇甲板上飞奔的照片,记录了他当时深潜胜利归来的喜悦。
  检验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核潜艇是否有战斗力,极限深潜是最关键的一步。1988年4月底,这艘核潜艇将按设计极限开展深潜试验,但其中的风险和挑战也可想而知。“在极限深度,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的压力是一吨多,100多米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总师黄旭华一方面对自己复查了3个月的产品很有信心,另一方面,科研领域总有人类未知的空间,从来就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安全。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试验临近,参试人员宿舍里常响起《血染的风采》这首歌,悲壮的气氛中,还有人给家人写了遗书。
  “我是总师,我要对核潜艇负责,对艇上170名同志负责……”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黄旭华带着设计人员和战士们座谈:“《血染的风采》很好听,我也喜欢唱,可这次我们要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把试验数据成功拿回来!”当总师宣布将和大家一起下水的一瞬间,现场沸腾了,之前的阴霾一扫而空。
  50米、100米、200米……接近极限深度,舱里的空气紧张得几乎凝固,巨大的水压压迫舰体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在寂静的深海中听起来让人胆战心惊。而此时神经绷紧的黄旭华,在外人看来却是气定神闲、指挥若定。
  试验成功了!黄旭华难掩激动的心情,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记者 吴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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